引起爭議的蘇軾《功甫帖》
紐約蘇富比拍賣公司在2013年9月19日中國古代書畫專場拍賣中，成功拍賣第565號拍品——蘇軾《功甫帖》。整幅作品為立軸，包括四個部份： 1. 蘇軾《功甫帖》，上書“蘇軾謹奉別功甫奉議”九字，鈐鑒藏印九處：有四方不可全辨半印，有清代安岐、江德量、張镠、翁方綱以及近代許漢卿的鑒藏??； 2. 同軸另紙裝裱翁方綱小楷題跋和題詩，鈐明代項元汴常見鑒藏印三方； 3. 同軸另紙裝裱翁方綱《功甫帖》雙鉤填墨摹本； 4. 同軸另紙裝裱許漢卿題跋。 我們認為蘇軾《功甫帖》墨跡本是一件經(jīng)清代安岐《墨緣匯觀》、李佐賢《書畫鑒影》、翁方綱《復初齋文集》、近現(xiàn)代張珩《張蔥玉日記?詩稿》及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等中國書畫權威著作著錄，被張蔥玉先生和徐邦達先生一致肯定為北宋蘇軾墨跡原作的書法作品。
三位先生指認該蘇軾《功甫帖》墨跡本(下稱“墨跡本”)是“雙鉤廓填”的偽本，鉤摹自清代《安素軒石刻》；指認墨跡本上除許漢卿藏印外，其余鑒藏印皆為清中期以后偽印，理由是所有鑒藏印印色相同；指認墨跡本是從拓本翻刻而來，證據(jù)是墨跡本上“世家”半印作為騎縫章與芯紙邊緣卻尚有距離；指認翁方綱題跋與題詩是偽作，理由是翁方綱書法結(jié)構不穩(wěn)，“翁方綱”、“寶蘇室”二印有疑問，且翁氏題跋與翁氏《復初齋文集》所載跋文內(nèi)容有出入。
一、通過實物對比和高清照片放大后對比，我們可以看到：
1. 墨跡本從上至下右側(cè)第一方半印及左側(cè)第一方半印印色略淺，明顯與其他七方藏印印色不同，為該作品上年份最早的兩方藏印。
2. 墨跡本右側(cè)第二方“世家”半印及左側(cè)從上至下第四方“義”字形半印印色明顯與其他藏印又不同。
3. 除去四方騎縫半印之外，墨跡本上其他五方鑒藏印的印色也不盡相同：應為“安儀周家珍藏”印最紅(近朱砂)，“江德量鑒藏印”其次，“寶蘇室”印再其次，“張镠”印偏黃(偏朱磦)，“許氏漢卿珍藏”印最黃(近朱磦)(許漢卿印可以不論，研究員先生并未指認為偽印)。
由此，墨跡本上所鈐鑒藏印不存在三位先生所指認的鈐印印色相同之說。
4. 墨跡本右側(cè)第三方“安儀周家珍藏”印可參見上海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以下簡稱《印鑒》)330頁第19號印，經(jīng)完全重迭對比、左右移位對比、上下移位對比后(圖三)，可知墨跡本鈐印與《印鑒》所載印印文結(jié)構部位嚴絲合縫，同時墨跡本鈐印印色古樸自然，印文神形兼?zhèn)?，與《印鑒》所載應為同一印。我們同樣也可以在黃庭堅《松風閣詩》、《花氣熏人詩》(均為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墨跡上找到這方鑒藏印，進行對比。 其實，單國霖先生在《中國文物報》上的署名文章中，亦承認了墨跡本中這方安儀周藏印應即是《印鑒》中所載之印。這一點，如果單先生的判斷成立，則鐘、凌二位先生的指認是否就不成立了？
5. 墨跡本底側(cè)自左至右第二方“寶蘇室”印與《印鑒》782頁第10號印應為同一方印。此印也常見于其他古代書畫名跡，不乏資料可做對比?！洞笥^太清樓帖》宋拓本第六卷(南京大學藏)翁方綱跋文后所鈐 “寶蘇室”印，與墨跡本應為同一方印(圖四)。
6. 《墨跡本》上“江德量鑒藏印”雖不見《印鑒》，然我們亦可找到歐陽修《灼艾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上所鈐此方印，可做對比，應為同一印(圖五)。
7. 墨跡本上“張镠”印雖不見《印鑒》，有關張镠書畫收藏的史料記載不甚詳盡，然從諸多宋元傳世作品上，我們不難找到此方“張镠”鑒藏印的蹤跡：蘇軾《覆盆子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蔡襄《門屏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上都可看到此印(圖六)，可見張镠其人經(jīng)手經(jīng)眼古代書畫數(shù)量之多、品質(zhì)之高。
由此，通過這些印鑒對比，我們可以有理由認為墨跡本應該不存在研究員先生所說除許漢卿印之外，全部鑒藏印是偽印的指認。
8. 最后再看一下墨跡本上“世家”半印右側(cè)與作品邊沿的距離。這明顯是作品覆褙紙出座與作品本箋形成的距離，這是書畫裝裱尤其是古書畫裝裱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不存在任何問題。我們可見“世”字右側(cè)略有殘缺，“家”字右側(cè)與作品本箋邊沿的距離乃是印章白文筆劃，再往外側(cè)的是出座距離。圖七中，紅色輔助線是墨跡本本箋邊沿線，紅線左側(cè)為墨跡本原作；藍色輔助線是覆褙紙邊沿線，藍線右側(cè)為立軸裱邊；紅線與藍線之間則是覆褙紙的出座距離。
由此，墨跡本“世家”鑒藏印不存在研究員所指認的因鉤摹自拓本而產(chǎn)生的騎縫章問題。
二、單國霖先生論文質(zhì)疑墨跡本上同裱另紙部份翁方綱題跋及題詩的真實性，其實我們通過翁方綱傳世題跋書法與墨跡本上翁氏題跋書法對比，可以看到：
1. 翁方綱書法主要取法歐陽詢與虞世南，他在歷代著名書法碑帖后所留下的題跋不計其數(shù)。識別翁方綱書法之真?zhèn)尾粫y，能識別翁氏書法的專家同仁也不在少數(shù)。翁方綱在此墨跡本同裱另紙上的蠅頭小楷題跋及題詩，姿態(tài)統(tǒng)一，架構險峻，小中見大，結(jié)體扁方與狹長共存。類此翁方綱題跋風格的其他翁氏題跋并不少見，我們可以參見《大觀太清樓帖》宋拓本第六卷(南京大學圖書館藏)上的二則題跋(圖八)。從這三則題跋的書法風格和書寫水準來看，無疑是一致的，他們出自同一個作者的手筆書法是再明顯不過的。
2. 至于墨跡本上翁氏題跋與題詩與《復初齋文集》中記載個別有出入的問題，誠如業(yè)界專家李先生考證指出的，我們可以認為《復初齋文集、詩集》很有可能是根據(jù)翁氏家存的底稿編輯的，翁氏墨跡本上的題跋和題詩底稿成稿于當年(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摘自《復初齋文集》：“庚戌秋八月秋史侍御持以見示，遂考其大略而系之以詩”)，而正式書寫墨跡本題跋在九月十二日(摘自墨跡本：“乾隆五十五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綱書于寶蘇室”)，兩者前后時隔一個月。雖然翁方綱題跋與其文集有個別出入，但絕大多數(shù)文字語句相同，所有內(nèi)容無不合理之處，且文句有更為順暢之感。在這樣情況下的題跋和文集底稿的個別出入，應屬于同一底稿再次使用時形成的細微差異，在此并不能作為否定墨跡本翁方綱跋文的證據(jù)。
《復初齋文集》底稿中的文字是底稿墨跡，墨跡本上是題跋墨跡，二者之間不存在必然的排他性。最終能說明翁氏題跋真?zhèn)蔚?，應該還是對翁氏在墨跡本上題跋書跡本身的認定。
3. 翁方綱題跋紙上項元汴鑒藏印“子京”、“項叔子”與“攜李項氏士家寶玩”三方印可參見《印鑒》1109-1110頁第82、80、108號印。通過使用同尺寸拷貝紙印鑒(源自《印鑒》)與在墨跡本上項氏三方鈐印進行完全重迭對比、上下移位對比、左右移位對比，并無發(fā)現(xiàn)差異(圖九)。這三方印同樣常見于歷代書畫名跡上，我們也不難尋找到對比資料。
與《印鑒》印對比，翁氏題跋紙上的這三方項子京鈐印略顯干澀，一些該呈現(xiàn)的印文線條并沒有完全呈現(xiàn)，留下了些許空白。其實我們知道，鈐印時，印面在未能沾全沾勻印泥的狀況下，或者印面在沾上帶有細微顆粒印泥印料的狀況下，都有可能造成作品上所鈐印文不能完全呈現(xiàn)的情況。這時，紙面上有印文呈現(xiàn)的部位是印，未有印文呈現(xiàn)的部位亦是印，關鍵是合理的呈現(xiàn)和合理的不呈現(xiàn)。所謂雪泥鴻爪，見白當黑是也。這種情況，恰恰給我們鑒定印章的真?zhèn)?，提供了一個可以作為反證參考的空間。
通過現(xiàn)存實物資料和存世印鑒資料的對比，從印文自身來看，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三方項氏鑒藏印應為項氏原印所鈐。 從翁氏題跋、題詩的布局格式與項氏三方鈐印形成的位置來看，翁氏在書寫題跋和題詩時，對印章的距離避讓意識，是顯而易見的?；蛟S我們可以認為箋紙上的項氏三方印在先，翁氏題跋、題詩書法在后。
4. 翁方綱題跋紙上的“江秋史”印、“德、量”印可參見《印鑒》328頁第5、6號?。弧拔谭骄V”印、“寶蘇室”印可參見《印鑒》782頁第9、10號印。作品上鈐印與《印鑒》所載印對比，均無差異，各自應為相同之印(圖十)。江、翁二人的鑒藏印同時鈐在翁氏題跋箋上，也佐證了江德量請翁方綱為其所藏蘇軾《功甫帖》做考證的史實。
三、鐘銀蘭、凌利中先生在文章中指認此墨跡本是“雙鉤廓填”的偽本，其實通過墨跡本上另紙同裱的翁方綱“油箋雙鉤”本《功甫帖》，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雙鉤與書寫的根本區(qū)別所在。此雙鉤本雖然較好的再現(xiàn)了蘇軾書法的外形，但還是無法表現(xiàn)自然書寫時那些筆鋒的轉(zhuǎn)折、墨色的變化以及牽絲的流暢。例如“軾”字之“工”部，墨跡本轉(zhuǎn)折棱角分明，而雙鉤本過于平滑；“謹”字之“言”部，墨跡本之提鉤墨色變化自然，而雙鉤本墨色板滯；“別”字之豎鉤，墨跡本牽絲堅挺順暢，且豎劃筆鋒頓挫有致，而雙鉤本則牽絲做作，且豎劃毫無韻致(圖十一)。書法高手如翁方綱以墨跡本為底本完成的雙鉤本，尚且不能表達自然書寫之本色。我們不禁疑惑，研究員先生文章中的做偽者以黑白拓本為底本，怎么可能書寫出比翁氏雙鉤本更自然的筆鋒轉(zhuǎn)折、墨色變化與牽絲效果來的？
四、至于張蔥玉先生有無親自過目鑒定蘇軾《功甫帖》墨跡本，我們可以分析以下三點：
1. 單國霖先生質(zhì)疑張蔥玉曾親眼見過墨跡本，“文字中明言他(指張蔥玉先生)看到的(是)影印本”。 我們來看《張蔥玉日記?詩稿》(以下簡稱《日記》)對《功甫帖》記敘如下：“(韓)慎先北平詒書，寄示東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異帖》、《道祖帖》，又陳俊卿、李壽朋二札子影本，索值二萬元?！?。因為陳俊卿前有“又”字，這段日記在此處再怎么解讀，也當是《功甫帖》和《章候帖》、《道祖帖》為同一種情況，是墨跡本； 而陳俊卿、李壽朋二札子為另一種情況，即影印本。 怎么在單先生的解讀下，這些《功甫帖》墨跡本連同米芾《章候帖》、《道祖帖》都成了“文字中明言他(指張蔥玉先生)看到的影印本”了？ 2. 單先生又說“上世紀四十年代影本應該是珂羅版之類的印刷品……沒有現(xiàn)代印刷這么的精致……《功甫帖》在形體上和蘇文十分相合，張(蔥玉)先生認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 試問：以張蔥玉先生的嚴謹，可能僅憑并不精致的影印本，就對蘇東坡包括米元章在內(nèi)的三件重要宋人書法作品，草率的做出真?zhèn)舞b定結(jié)論嗎？且鑒定結(jié)論準確而具體：“中間《功甫》、《章侯茂異》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損太甚?！睆埵[玉先生進而高度評價蘇軾《功甫帖》：“《功甫帖》才九字，若與《太簡》為匹，則真屬雙壁矣?！蹦苋绱烁叨仍u價一件宋人書法作品，并媲美自己傾心的米芾《蘇太簡帖》(上有張蔥玉鑒藏印)，張蔥玉先生只是憑借并不精致的影印本而作的贊嘆么？我們懷疑這又會是張蔥玉先生的鑒定風格么？ 3. 單先生又質(zhì)疑《功甫帖》既然在《日記》記載了，為何未在《木雁齋書畫鑒藏筆記》(以下簡稱《木雁齋筆記》)中著錄？ 其實這并不奇怪，張蔥玉先生在《日記》中曾經(jīng)記載的作品，最終沒有錄入《木雁齋筆記》的情況并不少見?！度沼洝?85頁《宋名賢題徐常侍篆書跋六則》卷，就是被記入《日記》而未錄入《木雁齋筆記》的；《日記》199頁所載仇英《北湖圖》卷，曾為張蔥玉先生自己的藏品，也未收錄于《木雁齋筆記》中；同樣，張蔥玉先生在鑒定蘇軾《功甫帖》的同時，也鑒定了米芾《章候帖》和《道祖帖》，此二帖在《日記》中雖然同時都被記錄，也同樣未見載入《木雁齋筆記》。難道僅憑《功甫帖》在《日記》中有記錄，而在《木雁齋筆記》中沒被收錄，就能推測或說明張蔥玉先生是因為不看好《功甫帖》或者甚至可以說張蔥玉先生認為《功甫帖》是偽作而沒有收入《木雁齋筆記》的嗎？ 無論如何，以下兩點是明確無疑的：首先，張蔥玉先生在《日記》著作中明確肯定了蘇軾《功甫帖》墨跡本是真跡；其次，張蔥玉先生高度評價了蘇軾《功甫帖》與米芾《蘇太簡帖》是書中雙壁。
五、至于徐邦達先生有無親自過目鑒定蘇軾《功甫帖》墨跡本，我們可以分析以下兩點： 1. 既然《古書畫過眼錄》稱為“過眼錄”，以徐邦達先生治學之謹嚴，著作中所記所錄的古書畫作品應該都是經(jīng)過徐先生親自鑒定過的。 2. 徐邦達先生在《故宮博物院》院刊書畫鑒定百例“蘇軾《宣德郎劉錫勅草》一頁”的署名文章中記載：“曾見賜《宣德郎劉錫勅草》一通，在《蘇米翰札》合冊中，見之《書畫鑒影》卷一〇，聞今已分拆。其中蘇書《功甫帖》、米芾書《惡札帖》，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皆真跡無疑。”這段文字說明了三點： 1). 徐邦達先生在寫這篇文章之前，已經(jīng)見過《劉錫勅帖》，應該還是在《蘇米翰札》合冊的裝裱狀態(tài)下見的(合冊包括蘇軾《功甫帖》、《劉錫勅帖》，米芾《章候帖》(即徐老所說《惡札帖》)、《道祖帖》)。所以徐老在此用“曾見”兩字來記敘，并說《劉錫勅帖》“在《蘇米翰札》合冊中”?？础秳㈠a勅帖》時，徐先生自然也一起看過合冊中的其他三帖。 2). 徐邦達先生因為看《蘇米翰札》四帖時還是合冊，所以當聽說合冊已被分拆時，使用了“聞今已分拆”來記敘，即“聽說現(xiàn)在已經(jīng)分拆開了”，而原來“曾見”《劉錫勅帖》時，是“在《蘇米翰札》合冊中”?！奥劷褚逊植稹敝畷r已經(jīng)發(fā)生過“曾見”《劉錫勅帖》合冊之時。 3). 徐邦達先生因為已經(jīng)(“曾見”)看過了《蘇米翰札》合冊，所以才會撰寫考證蘇軾《劉錫勅帖》為明人偽筆的“蘇軾《宣德郎劉錫勅草》一頁”這篇文章，發(fā)表自己的鑒定見解：“《劉勅》實非蘇筆，亦省中學寫蘇者所書，字形帶扁方而筆法疏陋，與所見《安燾勅》大致相仿” 。才會在這一文章里同時也肯定了蘇軾《功甫帖》、米芾《惡札帖》(即《章候帖》)“皆真跡無疑”的鑒定結(jié)論。 如果這時候的徐邦達先生還沒有見過《功甫帖》、《章候帖》、《劉錫勅帖》原作的話，應該是不會下如此肯定、如此具體的鑒定結(jié)論的。
六、鐘、凌兩位先生指認，上海博物館藏蘇軾《劉錫勅帖》偽本是根據(jù)《詒晉齋摹古帖》“雙鉤廓填”而成的偽作，時間在嘉慶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間?！秳㈠a勅帖》除近現(xiàn)代藏家許漢卿的鑒藏印為真印以外，其余的鑒藏印，包括江德量、成親王永瑆的兩段題跋皆為后人偽作，并以此否定徐邦達先生在《古書畫過眼要錄》和《故宮博物院》院刊署名文章中所做的 “東坡行書《劉錫勅帖》是明人偽筆”的鑒定結(jié)論。 我們原本無意對《劉錫勅帖》偽本發(fā)表任何意見，不過鐘、凌兩位先生指認《劉錫勅帖》是“雙鉤廓填”本，進而以此作為論據(jù)指認《功甫帖》墨跡本為同樣情況的“雙鉤廓填”本。對此我們不得不說明我們的觀點。
《劉錫勅帖》墨跡偽本為手卷裝裱形式，有《劉錫勅帖》墨跡偽本、《劉錫勅帖》翁方綱雙鉤摹本、《劉錫勅帖》拓本三個部份組成。
根據(jù)流傳資料，我們可以觀察到： 1. 《劉錫勅帖》偽本卷中的墨跡本書法，用墨較淡，前后數(shù)行用墨尤其淡。透過淡墨，毛筆筆鋒的起落轉(zhuǎn)折清晰可見，并無雙鉤或填墨的所留下的蛛絲馬跡。 2. 江德量長題和成親王永瑆兩行題跋書文并茂，古樸自然。成親王“詒晉齋印”應與《印鑒》225頁第20號印應為同一印，可以對照。 3. 《劉錫勅帖》偽本上鈐印累累，其中有安岐“無恙”肖形印，雖未收入《印鑒》，但印文古樸，印色自然，在歷代傳世名跡上頻頻出現(xiàn)。通過對比可以知道，此印與米芾《三吳帖》、蔡襄《思詠帖》(均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上所鈐安岐“無恙”肖形印，應為同一方印(圖十二)。不知為何，獨獨《劉錫勅帖》偽本上安岐“無恙”印會被指認為偽印？
4. 《劉錫勅帖》偽本墨跡本上鈐有永瑆“皇十一子成親王詒晉齋圖書印”，綿億“南韻齋印”，“蓮樵鑒賞”三方鑒藏印，在同為上海博物館藏品之米芾《章候帖》(成親王永瑆和李佐賢時，《功甫帖》、《章候帖》、《道祖帖》和《劉錫勅帖》合裱為《蘇米翰札合冊》)上所同樣鈐有，細看這三方分別鈐在兩件不同作品上的鑒藏印，印文一致，印色相同，應為相同之印(圖十三)。“皇十一子成親王詒晉齋圖書印”一印，也可見米芾《褚摹蘭亭跋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上鈐有，可以尋找對比。
不知為何《劉錫勅帖》偽本上的這三方印，被簡單的指認為是偽印了。如果《劉錫勅帖》偽本上這三方鑒藏印是偽印，那么同樣鈐在米芾《章候帖》上的這三方印是否也存在著真?zhèn)螁栴}？如果不能確認以上安岐肖形印、永瑆鑒藏印為偽印，怎能輕易推翻徐邦達先生關于上博《劉錫勅帖》是明人偽筆的結(jié)論？同樣，如果不能確認安岐“無恙”肖形印、永瑆“皇十一子成親王詒晉齋圖書印”、綿億“南韻齋印”、“蓮樵鑒賞”是偽印，何以證明《劉錫勅帖》偽本是從《詒晉齋摹古帖》“雙鉤廓填”而來，而沒有可能反過來，《詒晉齋摹古帖》中的《劉錫勅帖》偽作拓本是根據(jù)《劉錫勅帖》偽本墨跡本鐫刻而成呢？
其實簡單，如果可以，我們祈請研究員先生像引用《安素軒石刻》資料一樣，公開《劉錫勅帖》偽本資料，包括偽本上的“偽印”資料，讓其他博物館專家和業(yè)內(nèi)專業(yè)人員以及同仁愛好者，一起來分享這一研究成果，以正視聽，豈不事實勝于雄辯？
我們知道通過對實物的專業(yè)觀察和分析，傳世雙鉤墨本，包括時代久遠至唐宋時期的摹本，也是能夠看出雙鉤或是填墨處的破綻來的，何況研究員先生所指認的僅僅是清中晚期的雙鉤填墨本。如果可以，我們希望三位研究員先生能夠采取更直觀，更具體的鑒定方法，讓我們大家都能一目了然，看明白蘇軾《功甫帖》墨跡本具體雙鉤在哪里？廓填又在哪里？以饗大眾。
七、在回應了研究員先生對于墨跡本上印鑒、題跋、和著錄等方面的指認和質(zhì)疑后，我們可以從墨跡本書法自身來分析一下。本來中國書法藝術蘊含深厚，歷史悠久，各家見解不一乃是常事。但三位先生的文章中對此墨跡本書法充斥過激主觀之語，如“別扭”、“單薄枯?！薄ⅰ皻饷}阻滯”等等。是以，我們也就略作陳述，表達一下有幸多次親眼目睹《功甫帖》墨跡本后的感受。
大家知道，我們今天可以認為，迄今為止所發(fā)現(xiàn)的王羲之的傳世墨跡，都是摹本而沒有原作，是因為基于我們能夠區(qū)別雙鉤填摹本與自然書寫本而下的結(jié)論。通過專業(yè)分析，“雙鉤廓填”是可以被識別的。使用毛筆先雙鉤勾勒出字劃的外形輪廓，再相繼填入墨色(有深淡干濕的墨筆線條)完成的書法作品，再怎么完美，在墨色變化上，是達不到自然書寫效果的。在足夠明亮的光線下或以高清照片在電腦上放大后觀察分析，因非一次性完成的書法線條所呈現(xiàn)的不同墨色、因筆劃順序線條與線條先后覆蓋交叉所呈現(xiàn)的不同墨色，自然形成和非自然形成的書法是能夠被識別出來的，中國書法藝術的精妙在毛筆(軟筆)、墨汁和宣紙的充分演繹下，氣象萬千，絕不是“雙鉤廓填”本可以瞞天過海充當角色的。何況前賢翰墨，在萬豪齊力中起筆收筆之起伏，輕重快慢之行筆，字里行間之呼應，蘸墨前后之濃淡，加上作者的人生修為和技法技巧等因素，可謂變化莫測，是為藝術，又豈是人工摹仿形式的“雙鉤廓填”的摹本可以同日而語的。
從書法角度看蘇軾《功甫帖》，此帖雖為楷書字體，字跡鋒穎毫芒畢現(xiàn)，濃淡干濕渾然天成，有牽絲有呼應，不失“作真如草”的藝術境界。 《功甫帖》區(qū)區(qū)九字，重復兩字，第一個“奉”字上密下疏，最后一豎形到意到后，以懸針出鋒收筆；第二個“奉”字上疏下密，收筆一豎戛然而止，勢盡后反挑提筆收起，極盡厚重又瀟灑之能事，有謂“老熊當?shù)?，百獸畏服”，以為此喻甚當。凡此種種本領，在《功甫帖》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難怪近現(xiàn)代鑒定大師張蔥玉和徐邦達先生會對此作品贊賞有加。如有機會，大家能通過實物親眼目睹，或不失為一種期待。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參見諸多網(wǎng)友發(fā)表的從書法角度探討《功甫帖》的文章，這些文章不少既客觀又專業(yè)，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人類文化人類文明的繼承發(fā)揚，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來完成的。古書畫鑒定的前賢們以他們各自的專業(yè)智慧和深厚功力以及在不同時代不同時機上的優(yōu)勢，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經(jīng)驗。對前賢研究成果的尊重是我們后學者必須持有的態(tài)度。尤其在古代書畫鑒定方面，即使我們后學者對以前的作品定論有不同見解和新的發(fā)現(xiàn)，也需在尊重前輩結(jié)論的基礎上，本著就事論事、實事求是的原則探討分析，以期得到新的更好的結(jié)論。想要超越和否定前賢的結(jié)論，必須要拿出使大家信服的確鑿證據(jù)。抽象的理論需結(jié)合具體的實物，才能得出正確的結(jié)論。否則如果以既存理論的堆砌，主觀抽象的推理，虛擬想象的思維，進行離開了實際和實物的分析，就會成為言之無據(jù)的理論，進而會導致妄下主觀性的結(jié)論，甚至妄議前賢。
對傳統(tǒng)文化要有敬畏之心，對前賢智慧要有尊重之心，這是文化文博工作者乃至中華文化愛好者的應取態(tài)度。大眾的感情是純潔樸實的，純潔樸實的感情需要我們以真誠的良心和良知去回應，真誠對待傳統(tǒng)文化，真誠對待前賢，也同樣真誠對待現(xiàn)在的大眾。唯其如此，才對得起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對得起人類文明。
綜上，我們堅持蘇富比拍賣公司在拍賣圖錄上有關蘇軾《功甫帖》所引用的歷代著錄都是真實的，查有實據(jù)的。歷代著錄所記載，以及張蔥玉先生、徐邦達先生鑒定前輩對蘇軾《功甫帖》墨跡本的鑒定都是明確肯定的。蘇富比成功拍賣的《功甫帖》不僅是一件歷來被肯定的蘇軾書法原跡，而且是一件精彩的獨具坡公特色的佳作。
今天，我們慶幸文物書畫界仍有像張蔥玉先生、徐邦達先生那樣治學謹嚴的國際及國內(nèi)專家學者，有相當數(shù)量活躍在這一專業(yè)、這一行業(yè)具有真知灼見的同仁。
蘇富比衷心祝賀蘇軾《功甫帖》墨跡本回歸中國大陸。
